文\周奉真

　　甘肃，古称陇右，作为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这里不仅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更孕育了独具秦风陇韵的诗歌传统。

　　稽诸文献，《诗经》中的陇东书写已然展现出鲜明的在地性特征。《大雅·公刘》篇所载“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实为周人自庆阳南迁的史诗性记录；《豳风·七月》以“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的农事书写，生动再现了董志塬上的农耕图景；而《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朦胧意象，经学者考证，其地理原型极可能源自陇南西汉水流域烟波浩渺的芦苇湿地。

　　及至唐代，随着帝国版图的西向拓展，陇右更成为边塞诗创作的地理枢纽。盛唐诗人群体中，李白、杜甫、王维、陈子昂、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等一流诗人或漫游陇上，或援笔成章，留下了中国诗歌史上最璀璨夺目的篇章。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雄浑，杜甫《秦州杂诗》“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的沉郁，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的奇崛，共同构建了中国诗歌史上最具阳刚之气的审美范式，这些诗作无不浸润着陇右特有的地理风貌和甘肃精神。

　　别样山水

　　甘肃位于国家地理中心，地貌之丰富堪称地质博物馆：山地巍峨、高原辽阔、平川坦荡、河谷纵横、冰川晶莹、沙漠浩瀚、戈壁苍茫，如此复杂多样的地貌，使诗家词客“得江山之助”，过往者无不慷慨吟咏。南北朝战乱时期无名诗人留下的《陇头歌辞三首》，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其一：“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其二：“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其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汉代以来，陇坂道始终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咽喉要道。《汉书·地理志》载“陇坻之隘，隔阂华戎”，这种战略地位使得“朝发欣城，暮宿陇头”的行程记述，暗含了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戍边传统，后经岑参“陇水潺湲陇树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等唐诗改造，形成边塞诗的经典语汇。唐代诗人通过地理书写的层累，将陇山意象提升为文化坐标。杜甫“迟回度陇怯”（《秦州杂诗》）的踟蹰与王维“陇头明月迥临关”（《陇头吟》）的壮阔，分别从心理纵深与空间延展两个维度，重构了六朝质朴的“陇头”书写，奠定了中国边塞诗“地理标识＋生命体验”的创作范式，如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实为陇头书写的宋调延续。

　　唐代诗人高适的《金城北楼》则生动描绘了甘肃中部金城兰州的险要形势和黄河的壮阔景象：“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高适以登高望远的宏大视角，将兰州（金城）置于黄河激流与群山环抱的壮阔背景之中。诗中“积水连山”的雄浑景象展现了黄河兰州段特有的自然壮美；而“急流声若箭”与“残月势如弓”的惊心意象，则高度凝练地揭示了兰州依凭黄河天险、扼守山川要冲的核心地理形势之险要。整首诗不仅是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更是一曲对兰州作为河陇咽喉、边塞雄关战略地位的深沉咏叹，自然风光的壮美与地理形势的险要在此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兰州独特的历史与地理坐标。

　　而产生于陇之南的《诗经·秦风·蒹葭》，则以长江流域西汉水畔芦苇为意象，勾勒出了东方文明中诗意栖居的原初想象：“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西汉水作为长江支流，其地理环境孕育了类似江南的温润气质，《蒹葭》依托长江水系的西汉水，以水雾、芦苇、流动空间构建出朦胧求索的诗意；而黄河流域诗歌则扎根黄土旱作文明，以土地、农事、征战为核心，书写厚重现实的史诗。两者恰似中国南北诗学精神的早期分野：一者如水墨氤氲，一者如陶器粗粝，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多元的审美源头。这种迥然的差异，无不体现着甘肃地理地貌的复杂多样。

　　严关锁钥

　　自汉唐至明清，无数诗人凝望过甘肃这片苍茫大地：玉门关外春风不度，临洮月下寒刀出鞘，酒泉城头烽烟弥散……他们以笔为刃，在时光的绢帛上刻下甘肃那险峻关隘与征伐之地的亘古形象。诗行如利刃划开时空帷幕，刺透沙砾与血痕，为我们揭示甘肃如何以其天堑之险，担当起“金汤城池”之责。

　　甘肃形胜，首在其山关锁钥、天堑横绝之险。群峰如剑，高耸入云，关隘如锁，扼控咽喉。林则徐《出嘉峪关感赋》，仰视“严关百尺界天西”，其势如劈开天宇，令“天山巉削摩肩立”，险峻高拔足以威慑四方；元人邓千江《望海潮》则直呼兰州“云雷天堑，金汤地险”，更有“山形米聚，喉襟百二秦关”，山川蜿蜒聚结如米堆，其势扼守咽喉，控扼秦关险要之地。王之涣《凉州词》中“一片孤城万仞山”的玉门关，亦如万仞山脊间孤悬的星辰，隔绝春风亦隔绝尘世温存，何其孤绝！黄河自天奔涌而下，横亘于高原之上，更添一道天设的鸿沟。李白在《关山月》中咏叹“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黄河天堑隔开汉家与胡地，如天神划下的界限。

　　险峻山河之上，千年征伐的轮回从未停歇，黄沙反复被鲜血浸染。王昌龄《出塞》开篇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便如沉重鼓点敲响千年战事的宿命。在玉门关外，诗人目睹“黄沙百战穿金甲”，金甲竟为风沙所蚀穿，荒凉与战争的残酷交织难分。李白更在《关山月》中发出苍凉喟叹：“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战事吞噬生命之惨烈，令人心颤。临洮古地，王昌龄《塞下曲》中“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的壮语，终被“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所覆盖；马戴笔下“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兵缺宝刀”的惨烈夜袭，亦只是历史长卷中又一抹血红。王维《陇西行》中“匈奴围酒泉”的紧急军情，更如一根刺破时空的针，连接起千载未绝的烽烟。

　　当自然之险与历史征战相叠，这土地便成为一块巨大的磨刀石，磨砺出将士的忠魂，也磨出无数普通戍卒的悲情与坚韧。西鄙人《哥舒歌》中“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的哥舒翰，正是戍边将士的英武化身，“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敬畏背后，是无数将士以血肉筑成的无形长城。王昌龄《从军行》中“孤城遥望玉门关”的征人，在长云雪山与黄沙百战中，怀抱“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绝，将生命熔铸于边关冷月。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那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之酒，饱含多少前途未卜的苍凉！李白《关山月》中“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的深长叹息，道尽了荒凉边塞上征人日夜不息的乡愁。邓千江《望海潮》词末“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的呼唤，正是对这片血沃之地英魂最深沉的祭奠与招魂。嘉峪关上林则徐曾傲然宣称：“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这并非轻慢，而是对山河险隘与人类精神双重力量的深刻领悟。玉门关春风不度，阳关外故人难逢，临洮白骨与酒泉烽烟……这些诗句如黄沙中沉埋的箭镞，箭头闪烁寒光，无声诉说山河形胜与征伐宿命交织的壮烈。

　　建功热土

　　甘肃，这片被大漠长风雕琢的土地，在历史长卷中绝非仅为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凉绝域。它曾是古代诗人笔下淬炼功名的精神熔炉——烽燧矗立，铁骑扬尘，玉门雄关的剪影下，无数壮怀与生命在黄沙间熔铸成华夏文明中一道深沉的胎记。

　　在肃杀的边塞背景下，诗人以“旌旗”“汗血马”“金甲”等意象织就了一幅雄浑的功业图谱。李昂《从军行》诗中“塞下长驱汗血马，云中恒闭玉门关”的壮阔行军，袁朗《饮马长城窟》诗中“朝服践狼居，凯歌旋马邑”的凯旋盛景，无不透出男儿以身许国的壮怀。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更以“长驱万里詟祁连，分麾三命武功宣”的豪迈笔触，勾勒出万里远征、威震异域的雄图。然而这金戈铁马的画卷底色，却是“路傍死卧黄沙人”的残酷现实。当“汗血马”的奔腾与“黄沙人”的静卧并置，诗人揭示了功业桂冠下最沉重的根基：个体的生命如沙砾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消耗。

　　于是，边塞诗篇深处回荡着功名与牺牲的永恒诘问。戴叔伦《塞上曲》的“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以决绝之语将个人生死置于家国大义的天平之下。李昂《从军行》中“匈奴未灭不言家”的誓言，亦显露出将士们将功业置于亲情之上的崇高使命感。然而骆宾王在《从军中行路难》中发出“行路难”的深沉慨叹，特别是“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之句，以“龙额”封侯之贵对照闺中“凤楼”孤寒，将边关的功业勋章与家园的离散之痛并置，形成巨大的情感张力。

　　甘肃的烽燧最终告诉我们：边塞诗的永恒价值，正在于它以血与墨的交融，完成了对历史庄严的解构——在千年来同样的星空下，每一份用热血与豪情写就的付出，都比所有胜利的旌旗更接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