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霍志军

　　甘肃地区在唐代位居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咽喉孔道，丝绸之路贯穿全境，地域辽阔，山川雄奇，民风淳朴坚毅，文化五方杂错，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板块。唐代甘肃文学全面繁荣，许多著名诗人亲至陇右，登临咏怀；甘肃本土文学家创作宏富；在诗歌、散文、传奇、讲经文、变文、曲子词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造就了甘肃文学最为繁盛的时代。

成县杜甫草堂景区的杜甫雕像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外籍寓陇诗人 创作的高度成就

　　从关中往青藏高原，远抵西域，地势由低到高呈现阶梯状分布，依次为关中平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北缘河湟地带、青藏高原腹地。在冷兵器时代，临高者天然形成对居下者的战略优势，这种逐级升高的地势形成古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北的战略思路，“欲保关中，必固秦陇；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甘肃地区成为唐王朝政治、军事重心之所在。史载，天宝元年十镇边兵约49万，军马8万匹；陇右、河西两镇兵员约15万，军马3万，占全国边兵近三分之一，显示出甘肃在唐代边防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甘肃地区在唐代曾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资治通鉴》载，盛唐时期“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唐王朝以巨大人力物力经营甘肃，为文士远赴河陇提供了保障。有唐一代，骆宾王、陈子昂、王维、杜甫、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戎昱等著名诗人，因为漫游、出使、从军等各种因缘，在陇原大地留下了约1500首诗歌，成为唐代诗坛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盛唐国力强大，甘肃地区是中原王朝开疆拓土与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也滋养着盛唐诗人豪迈俊逸、雄健开阔的精神力量。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边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寥寥十个字，写尽了大漠雄边的壮丽之景。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高适赴边途中登金城关楼，其《金城北楼》写道：“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脚下黄河滔滔，城头一弯残月，写尽了大西北的辽阔沧桑。岑参曾两次出塞，甘肃“城障塞堡，无不经行”，所历所感，形诸诗中：他翻越陇山途中，看到关陇古道上“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的繁忙景象，夜宿“关西客舍”（《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经金城关渡黄河，向西至凉州（《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早发焉耆镇（《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至酒泉郡（《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经过“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过碛》）的茫茫戈壁，夜宿安西（《安西馆中思长安》），投宿敦煌（《敦煌太守后庭歌》）；度玉门关（《玉关逢长安李主簿》），一直远达北庭都护府的北庭（《北庭作》）；“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读着这激荡人心的诗句，至今我们仍为诗中炽热的豪情所感动！“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一首《凉州词》，将盛唐所特有的澎湃激情呈现在世人面前。盛唐诗人以豪迈笔触书写甘肃、书写辽阔的大西北，共同奏响了吟诵千古的边塞豪情。

　　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诗圣”杜甫度陇坂、客秦州、寓同谷（今成县），流寓陇右三个多月，创作诗歌117首。杜甫陇右诗在艺术上突出表现了陇蜀道千山万壑的“奇险”：无论是“茫茫万重山，孤城山谷间”的宏观描绘；还是对木皮岭“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白沙渡口“水清石礧礧，沙白滩漫漫”的微观体察，均可谓对陇蜀道最真切的实地考察和完整记录，可以与唐代的历史地理相互印证，体现了杜诗“诗史”的特点。陇右诗歌记录了杜甫陇右之旅的所历所见所感，有山水风物的表现，有伤时感乱的抒怀，有个人情感的流露，不仅在杜甫的一生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篇章，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中唐时期，寓陇诗人的甘肃书写有两种情况，一是传承盛唐而来的激情锐气。如翁绶《白马》：“渥洼龙种雪霜同，毛骨天生胆气雄。金埒乍调光照地，玉关初别远嘶风。”将汗血宝马与玉门关的历史相挽结，表现出唐代文学特有的雄健气度。二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力顿衰，河陇等地尽没入吐蕃，促使唐诗中的激情浪漫转为面向边疆危机。许多诗人将目光投向沦陷区的人民。吕温出使吐蕃途中作《题河州赤岸桥》云：“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钟受恩者，谁怜被发哭东流。”此类振聋发聩的诗句，在直陈民族争战引发巨大疮痍的同时，也较好地发扬了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直到晚唐，甘肃文学仍表现出不俗的创造，李商隐《安定城楼》便是一例。还有更多的诗人如杜审言、崔融、崔颢、储光羲、张谓、常建、刘长卿、钱起、卢纶、戴叔伦、杨巨源、张籍、韩愈、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温庭筠、曹唐、罗隐、皮日休等，虽未亲至甘肃，却也有歌咏甘肃山川、风土人情的佳作。

现藏于山丹艾黎纪念馆的胡腾舞铜俑

　　甘肃本土文学的璀璨景观

　　唐代甘肃地区本土文士大量涌现，彬彬于一时，创作了大量的本土文学作品。

　　首先，唐代甘肃本土文学家族大量涌现。魏晋北朝，中州板荡，大量中原士族流寓河西，崇文尚儒，河西人物之盛一时居北中国之冠，为唐代甘肃本土文学家族兴盛奠定了基础。唐代是士族社会，世居陇右的安定皇甫氏，天水权氏、上官氏，陇西牛氏，狄道李氏，姑臧阴氏，敦煌令狐氏、张氏、索氏等，都是传承有自的文学家族。如天水权德舆家族名家辈出，权德舆曾祖权无待，曾叔祖权若讷、权同光三人，高宗时期“同游太学，连登上第，由是士林风动，一时向慕。”权德舆之祖父权倕，主要活动于开元、天宝间，“与苏司业源明、包著作融，为文章之友，唱酬往复，各有文集。”权德舆为中唐文宗，蕴藉风流，自然可慕。再如安定皇甫谧家族，自汉以来即以事功儒业著称于郡，该家族至隋唐由武力强宗逐渐成为文学世家。皇甫冉为“大历十才子”之一，诗风清逸，其弟皇甫曾亦以诗名世。皇甫湜为文直言谠论、奇特超卓，与李翱并称“韩门高足”，其子皇甫松以词著称，《花间集》收其词12首。皇甫燠“简素寡欲，强学攻书”；皇甫鉟“初迩笔砚，便能调理词句，作为文章。”晋唐甘肃地区文学家族兴盛可见一斑。

　　其次，唐代甘肃本土文学家层出不穷。如天水赵微明，《全唐诗》存诗3首。陇西成纪人李揆，作诗“笔力遒媚”，《唐诗纪事》卷二八存联句4联。李翱，中唐古文家，从韩愈学习，有《李文公集》十八卷。中唐诗人李益，陇西狄道（今临洮县）人，其《夜上受降城闻笛》写道：“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人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写尽了边关将士的久戍怨望之情，被称为中唐边塞诗的“绝唱”。灵台牛仙客、牛僧孺，敦煌令狐楚、令狐绹等均为中唐著名文学家；临潭李愬、李愿等亦有不少佳作。

　　再次，唐代甘肃地区是一片开放的土地，文化生态具有多种选择和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唐代讲唱文学盛行于广袤的甘肃乡土社会，不但为唐传奇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还培育了唐代陇籍作家特定的知识结构和表达方式，为其传奇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今存110余种唐人传奇中，陇籍作家传奇作品达10种之多，约占唐人传奇总数的10％。其中，李朝威《柳毅传书》，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古岳渎经》，李复言《续玄怪录》，皇甫枚《三水小牍》，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玉堂闲话》，都堪称唐传奇的名篇。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甘肃地区许多城市如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天水等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补给站。敦煌、凉州等地也形成了地域文学中心。唐代敦煌文学作者队伍，来自中原内地、周边地区及敦煌本土。学界考证，仅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和归义军统辖时期，敦煌地区本土作者就有悟真、张球、翟奉达、灵俊等本土文士；那些未曾留下姓名的作者则更多。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各种文书堪称古典文学的渊薮。《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张议潮变文》等敦煌讲唱文学，成为中国俗文学的“活化石”。敦煌曲子词是唐五代文人词出现之前词的早期形态，对探讨词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雄奇山川孕育壮美文学

　　甘肃地域辽阔、山川雄奇、大漠戈壁、蜿蜒长城、亭障烽燧，粗犷荒凉、原始壮美的辽阔之景，恰好与唐代诗人激情澎湃、昂扬豪迈的人生理想相契合。试看李白那激情澎湃、鼓舞人心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书写了陇原大地的壮美辽阔！

　　以地域文化精神而言，甘肃地区半农半牧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杂居的人文环境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在西北地区的激烈争夺，浸润已久。先秦时氐、羌、西戎各民族以游牧骑射和强健勇猛著称，秦人崛起陇右后，骁勇善战、不畏艰险、开疆拓土，对后世有深刻影响。《汉书·地理志》云：“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一文化特征成为甘肃地域文化中长期习传和内在积淀的文化基因，流风余韵，绵延不绝。这种文化基因和盛唐时期经济高涨、文化繁荣、思想开放的时代氛围相结合，就对盛唐诗人的审美心理产生重大影响。阳关、玉门关、祁连、金城、皋兰、敦煌、张掖、凉州、临洮……成为唐代边塞诗“占据中心”的意象，最终形成了唐代甘肃文学雄浑劲健的风格。唐代甘肃文学的璀璨华章，无疑得力于陇右雄奇山川、厚重人文、时代风气的激发。

秦安县出土的唐代三彩胡人牵马俑

　　文明交流催生文学繁荣

　　甘肃地区位居丝绸之路“黄金地段”，是西学东渐、中学西渐的交会点。中原文明与异域文明、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自然催生文学的繁荣发展。甘肃地区石窟密集，自北向南，敦煌千佛洞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天水麦积山石窟等50多处石窟群如一串珍珠镶嵌在陇原大地，见证着丝绸古道上中西方文化交流盛况，这正是唐代甘肃文学繁荣的基本条件和土壤。天山、龟兹、焉耆、轮台、铁门关、高昌、于阗、疏勒等西域地名；胡雁、胡马、葡萄、汗血马、琵琶、羌笛、氍毹、酡酥等西域物产，大量出现在唐代甘肃文学中。它们生动展现了甘肃大地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无疑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将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边疆拓展。

　　隋唐时期的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等均是经由甘肃地区传入中原，而后盛行于隋唐宫廷。西域的胡旋舞、胡腾舞等也是首先在甘肃地区流传，其后才风靡于内地。有了如此丰富、频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盛唐诗人岑参“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唐诗人元稹“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的歌咏也就自然生成了。

　　成长于黄土地上的唐代甘肃文学，融合了陇原大地的壮美山川和浓烈的边塞情调，以独特性展示原创性，以民族性呈现无比绚丽的多样性，真切生动地展现出唐代甘肃地区的社会面貌和生活画卷，为中国文学增添了雄浑劲健的豪壮之美。